自由中国 抵抗暴政

焚书坑儒并不是由毛泽东王朝作起，但是毛泽东王朝在这一残忍工作中已登峰造极。专制暴君秦始皇在吞并六国之后，焚百家之书，活埋文士，所以“焚书坑儒”四字是咒骂秦始皇的残暴，而且这四个字在民间一直在流传。

　　中国人常骄傲我们有诸子百家的思想，这“百家”都生在秦朝以前，他们的思想确实有独到专精之处；而且这些思想还不断互相争辩，各展所长，所谓“百家争鸣”就是专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政治、哲学、人生观各方面思想的黄金时代。文化高潮放出了灿烂之花，结成了果。所以谈思想必追溯先秦诸子，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诸子思想相互汇合相互浸染的结晶。秦以后，虽有尊儒家的王朝，但是尊儒不等于其他思想有罪。同时儒家思想已不纯，也混杂了其他诸子的思想。因为在中国历代谁也未把思想奉为宗教，而信奉到了迷信的程度。

　　先秦诸子思想为什么登峰造极，如万花齐放呢？那是因为有个自由的环境。所谓自由环境就是这些思想家可以自由的思考，不受环境拘束，不受统治者御订的思想拘束。而且他们是王者之师，如此国不容或不尊重，他们可以另一国去。同时各国在争权，谁都是争取有思想有卓见的人才为他们策划。所以思想放了光，如万花之锦。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已定，他相信自己，同意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统治术，于是排除百家，把书焚了，把文人聚到咸阳，活埋了不少。这是以后中国人唾骂不齿的事。到了汉以后，帝国是天下一统，文人没有了自由环境，皇帝对思想也作了些合乎己利者则尊，不合乎己利者则贬，但还提不到思想统制；即有所谓思想统制，也绝没有现代思想统制的内容和程度。现代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则到了灭绝文化的程度。

　　当我标题用“焚书坑儒”四个字时，我只取其丑恶的一面。论到程度，共产党对思想的控制，虽也焚书，但还要洗头脑。虽也坑儒，但不只是简单的处死，而是经过残忍的折磨蹂躏，必把一个人的灵魂血肉都粉碎为止。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最残暴的时代。

　　共产党得了政权，在土地改革时所有藏在乡村中的书籍，尤其是地主家中的藏书，都被干部焚毁了。在城市里，市民也害怕，以为这是改朝换代，旧书籍都有旧时代的罪孽毒素，于是焚的焚，卖到纸厂作纸浆，卖给小贩包花生米，这些书中很多是古版书籍。这种情况一直搞了三四年，中国古书几乎要灭迹了！共产党是乐于看此情形的，而且自己下手焚毁旧时代的书籍。

　　共产党所要焚毁的书籍，是在“有毒素”和“有害于革命政权”的借口下进行的。他们得政权之后，对中国以往的出版物通通作了检查，以便甄别何者对革命政权有害，何者具有毒素，检查结果自然是多种书不合乎他们的胃口的。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作为说明。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几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界是有地位的，而且出版书籍杂志很多。据估计商务印书馆到了1950年止，存有书籍8800多种，经过检查认为在思想上、观点上和内容有问题者占86%，仅有14%尚可勉强通过，多数是有关技术的书籍，其余的都作了废纸。中华书局有13000多种书，经过检查剩下2000多种，多数是物理、化学、数学教科书和中国医书等等，只上海总店它就卖了337吨旧书当作废纸。

　　全国图书馆也进行检查，列有禁书名单。被查禁的书少数是封存起来，多数是付之一炬。我的一本在1935年出版的《国家论》，在北京图书馆里于1951年还看得见，1952年就失踪了。

　　共产党焚书的事是各处都有的，例如湖南省政府在湘潭县搜去王壬秋收集的关于文学与艺术的名著，有17000多箱书在当场焚毁。又如1953年广东省政府在汕头汇集了30余万册的书籍，也当场焚毁。这种情况在各省各县都有。只有在北京，我看见过大批古版书当了废纸，西洋书作了纸浆，我还未看到在天安门前焚书。

　　焚书一事在共产党统治下跳动不安的中国人民心中还算小事，因为这虽是文化灾殃，但还是身外物。而“坑儒”一事才是大事，因为这事关乎了不少人的生存问题。我用“坑儒”这名词，我只取其义，而不是说共产党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天安门前活埋过知识分子。但我可作证的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折磨迫害以至枪毙，其残酷性甚于活埋。所以说“坑儒”两字所包含的意义还不能包罗无遗。

　　本来共产党对一切知识分子，若一杀了事，问题倒甚简单。共产党并未这样作，它是利用知识分子，同时折磨惨杀知识分子。这问题就不简单了，而且知识分子所受的折磨凌辱就是不堪设想。

　　共产党自己明白，自己打来了天下；但是知识有限、人手有限，却不能自己建设，必须利用知识分子。列宁说过：“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不是用幻术的人才，不是用我们所特别造就出来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人才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不过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决这种任务的办法，都是简直不值得一提的轻举妄动。”^[7]中国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一面是利用一些知识分子，给以地位；并且于1956年在周恩来口里还喊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盟”，还不断在纠正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六不”。这是从利用方面着想。

　　但是共产党是防范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虽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是有知识武器，他们是民众的喉舌，是野心家的军师。因之，共产党又恨知识分子。所以它的方法即是如不能充分利用，就给以镇压打击。

　　怎样能使知识分子供己使用呢？这就是思想改造、思想统一。能听从共产党如狗听从其主人，共产党就利用他们；实际上他们已经利用了大批知识分子。如不听从，而且经由思想改造还无效果，那么就消灭其知识和其本人。这就是共产党的“坑儒”办法。大批的知识分子以反革命的罪名送了生命，有的送去劳动改造，挤出他们最后一滴血。

　　被利用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和被劳改的知识分子全部，他们同是痛苦的。因为，有了知识，明辨了是非，生活在极端专政残暴不仁的王朝，他们内心是不服的。共产党明知其心，必百般折磨强令其心服；即不心服者口上还得说共产党所教给的一番谎话，作共产党丧天害理残暴不仁的帮凶。这种痛苦是如何的深重！更何况，共产党又不断的运动、不断的监视，每个人又须不断的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时刻都有恐惧在心头。知识分子活在这样情况下，真是坐以待毙了。他们是浪费了生命、浪费了智慧，委屈了自己的良心，其痛苦情况不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所能了解和体会到的。

　　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例如，毛泽东所设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陷阱，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谁也明知是假的，但不能不发言；如不发言，就被视为落后，有心事、有包袱；发了言，又必须作出积极像有其事的“真心态度”；自然也有人因情不自禁把内心的积累泄露出来一点。这又造成自己的罪名，跟踪而来的是打击清算。大鸣大放之后，不就有反右派运动吗？大批知识分子又走到“坑儒”的边缘。

　　共产党时时都在说，要教育工农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底子浅，须要一个长久时间，他们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是十年到二三十年后的事。目前它们还得利用知识分子，这就是在迫害、杀死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后，还是利用皮鞭、手镣、饿饭种种手段强迫知识分子为它们工作。这些人看见了同道人、朋友、同学和同事大批被折磨而死，或是活而等于死了；他们自己又在皮鞭下讨生活，共产党始终对他们有一副仇视不信任的面孔。这些人是在恐惧压迫下生活和工作。

　　科学技术人员、大学教授，为共产党工作、为共产党造就人才，自己的命运是预定的走向末落；因为有不少这样的人或经由明伤或是透过暗害走上了悲惨的命运。例如思想改造中不少人坐了监，肃反运动中每个高级学校的教授们和企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们上了囚车；就学校讲，每个学校至少有二三十人，无中生有的犯了罪。这次大鸣大放后的反右派斗争，大批的教授、学者、报馆编辑、技术人员、文艺作家、戏剧界导演和演员被列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所受的惩罚是枪毙、坐监、劳动改造、撤职、反省等等不同。实际上既列为右派分子，就是断送了政治生命，也就难活下去了。不论其惩罚等级有生命分别。人们虽不是立刻致死，实际也是经由长久折磨苦难而死，这比“坑儒”还残酷。

　　共产党用皮鞭赶着一批奴隶文人，有时还不断的让他们体验工、农、兵的生活。1953年以后就不断驱作家下乡，而且最近又下放数百万干部和无学可升的学生到乡村，让他们受农民生活的实际教育、改造思想，明言之，就是劳动改造。

　　作家们于体验生活之后也是写不出东西。共产党本是让他们到集体农场、工厂、军营去体会集体生活，去体会“正直、诚恳、刚毅、无畏、自制、自我牺牲、奋不顾身的英勇同志的团结，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心忠诚，农民阶级对合作化的兴奋，革命军人对党对祖国的爱、和活活泼泼、热热腾腾、亲亲爱爱的集体主义生活。”作家于体验之后，在农场里、工厂里、军营中找不出上述共产党所形容的、所要求的东西。走到那里，那里是冷冰冰的、死沉沉的、互相猜疑监督的。每个人独善其身，实行自卫。本来在农民、工人和武士自己身上可以有正直、诚恳、刚毅、无畏、自制、自卫牺牲、英雄气概等等品质，在共产党的恐怖压力之下，这一套善良美德表现不出来了。而所表现的实质东西：是虚伪、懦弱、胆小、自私、利己、小心眼等等。作家们以沉重的心情而往，以衰颓的心情而归。操笔写不出东西，勉强应付官差说出一点东西，也是按党八股捏造的。捏造假英雄、假模范人物。故事是不真实的；人物是无血无肉无灵魂的。写在书上，编成剧本，演在戏里，拍上电影，给群众一个印象，这是党八股，共产党的狗皮膏药的宣传品。所以八、九年来，没有出现一本可读的小说、可看的剧本，以及一件有价值的艺术创作。

　　奴隶不能创造新文化，从奴隶身上也抽不出可歌可泣的东西。如果能从奴隶身上以其悲惨警惕世人作为题材，那倒是有的，但是共产党是不允许写和发表的。在共产党统治下，谁那样愚蠢，谁敢以人头作赌，写共产党统治下的奴隶生活。如果有人敢这样著作，未及笔千言，著者的头已经高悬大树上了。

　　共产党统治大陆九年，在道德方面是造成堕落，在文化方面是造成灾殃。这种堕落和灾殃，不只限于一般人民，而且，也波及共产党本身；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悲哀。但是共产主义和其执行者的任意妄为，虽给社会造成这不幸情形，它却未能从人心中拔去良知良能，多数人们在表面上屈服于共产党的暴力，内心却和它作斗争。而且以共产党的欺骗不实，假仁假义，残暴寡恩这种行为，又加深了人民的自信和对它的厌恶。同时，共产党本身，自从取得政权之后，自己登上了特权阶级的宝座，从前所说的好言，全不兑现了。上层人物走向奢侈腐化，作威作福。下级干部虽也分享其利，但已无“打天下”的同志关系，而形成上级对下级的官僚主义。昔日的朝气消沉了，革命的目的变成十足的特权阶级的享福，自觉的纪律变为统治者的鞭子。如果某些共产党人脑中曾有过高尚理想的愿望的话，这个“愿望”成了泡影。于是在官僚主义的形势下，出现了趋炎附势，钻营取巧，上骄下媚；营营苟苟，不捧真理，而捧粗腿；不讲是非，而讲权威；不分善恶，而讲利害；不讲信义，而讲欺诈等等现象。共产党的一篇集体主义道德论，不只是画饼，而且成了讽刺。有些有是非心的共产党人感到悲哀；例如老党员华岗因为说“北京的风气要不得”，而入了监牢。最近有些党员批评了党的作风和行政上的错误，而被指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等人，因为有不满情绪，发为言声，而受到了清洗。共产党内部面对着道德危机。至于文化的贫困，在党内和党外同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党内，人们举止动作，都要小心翼翼，谁还有精神去思考创作，谁都知道创作就是思想罪过的来源。每个人都如此想，都如此做。只有少数脑满肥肠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日理万机，领导一切，是有自由的；但他们既非万事天才，也无那么多的创造时间，偶尔为之，也是胡说八道。文化不衰，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