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 抵抗暴政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独裁者秦始皇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秦二世继承父业。这时他有个宰相赵高，为人奸险多诈，垄断专权。在当时他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威高望重；附合他、恭维他、谄媚他的人，已经是无所不至其极。但赵高这人疑心很大，仍不相信这些人如此忠心于他，他特地作了一次考验。有次他游花园，从后跟随着大批官员幕僚。走到鹿苑前，他指着鹿说：“这真是匹好马”。附合他的势利之徒，赞赏不已的附合着说：“丞相说这匹马好，真是不错，真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赵高心里暗笑：“这个人算是言听计从，可靠的拥己分子。”但也有耿直之辈，上前看了一下，鹿苑当中站立的是有角的鹿，而不是马。于是在赵高面前说：“方才丞相所说的好马，不是马，而是一只有角的梅花鹿。”赵高听了，心中暗恨说：“这小子还有良心，还有眼睛；他绝不是‘言听计从’的拥己分子。”

　　赵高经过这次考验之后，附合赵高指鹿为马者，算是可靠分子，就是现代语共产党所说的积极分子，他们成了赵高的亲密战友和拥护者；那些认真说是鹿而不是马者，就被责为异己分子，就是现代语共产党所说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成了赵高的刀下鬼、釜中鱼。

　　这个故事传下来有二千多年之久，中国人人都熟习这个故事，至少熟习“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日本人更聪明，把这故事中所用的马鹿联在一起。日本语“马鹿”意思就是混蛋，连马或鹿都分不清的糊涂人。

　　本想统治万世的大独裁者秦始皇，自己统治三十六年，儿子秦二世统治十五年，“指鹿为马”的愚民政策也未能巩固他们的帝业。秦朝帝国在人民揭竿而起的愤怒下，一下子被打垮了，楚项羽还鞭了秦始皇这个暴君的尸首。这个暴君被中国人民唾骂二千多年，只有今日共产党统治下的御用历史家开始给秦始皇翻身；说他是有魄力的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这话中的微妙之处是可以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在统制思想上，不但是斯大林的信徒，实际也是秦朝赵高的信徒。他们统制思想，定尊思想于马列主义；不断思想改造，不断的残酷的思想斗争。其目的就是使人都盲目信从马列主义，或是心里不从，口上信从马列主义。共产党一心一意在思想上使人黑白不分、是非不分、真与伪不分、善与恶不分、正义与邪气不分、马与鹿不分。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就是想达到“指鹿为马”的愚民政策。共产党既有这种企图、有这种作为，我想对共产党奉献几句：你们既如此苦心供奉马列主义，而又是强制人民盲目信奉，为何你们不名副其实，即高呼共产党中国是以马鹿主义为领导思想。这样大家心照不宣，在共产党省去雷霆万钧之力，在人民免去洗脑筋受折磨之苦呢！

　　共产党常自吹自擂的说，马列主义掌握了普遍真理。既是真理就不怕见人、不怕辩论、不怕人非难；为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时，后边预备监狱、皮鞭，在群众中布置人数多的压倒，而不是理论见面的分个谁胜谁负。同时，在科学上站得住的思想，表现于行动上也必须是科学的。共产党既称其思想主义是最科学的，而且行动又是马列主义具体的表现，尤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最适合客观环境的需要的行动，那么共产党就可安心不必东拉西扯，怕人揭发其行为是不伦不类。

　　俗语云：“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也不怕反复辩论。根据真理所表现的行动也必是合情合理、合乎目的的，自然也经得起批评责问。但是共产党的理论不许人提出异议，有异议就是“反革命、反动、反党、反人民”。而加于有异议人的身上的是斗争、是惩罚。共产党的行动表现于政策和行政措施的，即使是犯了绝大错误，损害了人民的绝大利益，甚至人民的生命，人民也不许提出批评或抗议；有批评或抗议的人，又是“反革命、反党、反人民……”的份子，于是又杀无赦。

　　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一个字也不许批评，有人敢碰其丝毫，这人就有掉头之祸。共产党的行为也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一点也不许批评，有人敢碰其丝毫，这个人就是反革命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在思想问题上和行动问题上，强迫人顺从，指鹿为马。本来鹿不是马，如党说鹿就是马，你就得应声赞赏鹿不但是马，而且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

　　共产党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由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共产党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是唯心主义的；只有马列主义信徒的中国和苏联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才是唯物的、科学的。如你稍持异议，你就是思想有问题。即使你在科学上有些发现，若这发现和马列主义学说不同，你也得以你科学发现的活生生的事实向党妥协，科学的发现必须迁就党的谎言。

　　共产党既定马列主义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思想，于是全中国人，不分老少、不分党派、不分男女……都得一声恭维马列主义万岁；否则，在什么人身上、在什么团体、党派中发现有违反马列主义者就是灾殃。而且马列主义不是死书本上的东西，是随着统治者解释的。统治者的政策和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马列主义的化身，如你死记书本教条而忽视统治者的政策言行，那也是犯错的，其错误罪恶之大，反而高于违反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简而言之，马列主义为中国的领导思想，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政策言行是领导思想。再进一步说，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就是领导思想，即使他的言行违反马列主义，他的言行也是马列主义原则的最高表现。这不单指毛泽东，他如病故或垮台，其继承者也一样有他这样的灵光，其言行也是领导思想的表现。这就是说明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实际就是“指鹿为马”强迫人遵从的愚民政策，而这个愚民政策是全副武装的，是大武行连杀带砍的。

　　我在北京居住八年，深感思想控制的残忍，它是浪费人的生命和智慧的，它是摧残文化的刽子手。我每一听到共产党的号召谎言，大家还得讨论学习，发表恭维赞扬的意见，我是从背脊上发冷，胸中恶心，鄙视这种无耻。我也知道有大批知识分子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身入囚牢，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暗无天日，是非不分，有理无处诉的天下吗？这不是把千万人的心灵当泥土一样践踏吗？这不是制造奴隶的统治吗？这不是一片假话强迫群众鼓手赞成的国度吗？这是“指鹿为马”创始人秦赵高灵魂重现的时代！

　　我的朋友中有好多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大学教授，他们忍受了思想控制的痛苦。有的人向我说：“脑子生锈了，一点不灵活。反正有人替我们思考一切，我们就照着背诵、照着办事。知识分子的脑子成了粪土。”又有位名学者对我说：“我就等待死。知识有什么用！”我举这两个苦闷的人，在大陆反右派斗争中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在共产党思想领导的环境下，指鹿为马作风下，无论科学、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电影各方面，只是照抄党的谎言八股，谁还敢有发明、有创作。他们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得抄党八股，而且还不时犯错受打击。试问谁还有胆量，有心情去创作发展自己的所长和智慧。他们是应付环境，保护自己尚且不暇，哪有余力和心情去创作、去发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共产党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十年来，在大陆上，除了党八股外，出版过一本有真知灼见的书吗？出版过一本有价值的小说吗？有过深入人心的电影和戏剧吗？一切都是党八股，应世文章。中国大陆在文化上已经衰退到无声的程度，连悲吟的声音也无有了。

　　我记得西方有个故事，说有个国王专制，他的耳朵像驴耳那样长，但谁若说他的耳长，他就杀谁。为这件事被杀的人是很多了。可是他愈杀人，人们便欲想说他耳长像驴。杀的人太多了，谁也不敢说这话了。但是积在人胸中的这句话，如不吐出就有说不出的痛苦。他有个厨师就为这事苦恼甚至不能入睡。有一天这个厨师真忍受不住了，他跑到旷野，看四处无人，伏在地上，把嘴吻着大地说：“国王的耳朵像驴”。他说完这话心情愉快了，因为吐出了胸中的积累。以后在那国的田野里，从五谷的身上普遍的发出“国王的耳朵像驴”的声音，从此国王也就无法制止人民说话了。

　　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所加于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痛苦，正如那个专制国王加于臣民身上不许说“国王耳朵像驴”一样的痛苦。但在那个专制国度里如你不说话，还有沉默的自由。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人民是没有沉默自由的。共产党发下一个号召谎言，你还得随声附和，三呼万岁；或是鼓掌、或是发表文章赞成；否则，你就被指为落后，有反对意见。如此久之，这就是你被打击或坐监的原由。共产党撒谎，都需要人来鼓掌称赞的。这是什么时代？什么制度？真令人难于忍受的。

　　共产党员胡绳于1941年在我主编的《时代批评》人权运动专号上写篇文章，题目为《无自由即无文化》。我现在摘录几段他的文章。他说：“今天，还有人以为，应该以单纯的服从和信仰来训练民众就行，而且‘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信仰就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今天，还有人以为对于任何事件，不能让民众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倘有什么意见，就应该送到集中营去叫他们‘反省’，加以‘纠正’。总之，今天还有人主张，中国人民不应该成为‘人’，不应该成为能动的自觉的人，而应该只是奴隶，只是被动的，不知不觉的奴隶。”

　　他接着又说：“为了展开新中国的新文化，就必须扑灭这种新专制主义，就必须从这种新专制主义压迫下，在身体与精神方面完全解放出中国人民来。

　　“当一个人被尊重为一个‘人’，而且自觉到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更勇往直前地从事于创造与斗争的事业了。

　　“尊重一个人，就是尊重他的自由；而自觉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自觉到自己的自由。

　　“没有自由的人只是奴隶，从奴隶中间不能产生任何文化。奴隶在争取自由、争取作为人的权利的时候，也就是争取着文化。

　　“当奴隶成为自由的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同时也就建立起来了新的文化。”